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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  西北工业大学 王延川

随着智能合约在金融交易中发挥的作用日渐重要，其是否需要行政监管与司法审查成为首要问题。对此，多数人提出智能合约的“去中心化”属性。一方面，区块链具有分布式、防篡改和算法属性，这些特质帮助智能合约解决了交易中“信任缺乏”的问题，进而让智能合约实现“去中心化”目标；另一方面，有人认为智能合约不需要法律规制。具体而言，智能合约的所有条款都经预先设定并由代码自动执行，从而拒绝了法院的介入。但是，也有人认为智能合约需要在“中心化”的场景下运行，因为代码必然存在漏洞。而区块链技术目前还不完全成熟，并且现实中的交易非常复杂，智能合约依然会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。为了限制不公正交易以及保护交易弱者的利益，智能合约应被纳入法律框架之下。

2016年6月，以太坊上运行的智能合约“The DAO”受到黑客攻击，以太坊开启了中心服务器功能，通过“硬分叉”方式对合同效力进行修正。该事件打破了智能合约“去中心化”架构，引发实务界对“代码即法律”的热议和质疑。以太坊通过修改区块链协议共识来解决合同当事人利益损失问题，但最终并没有解决智能合约的技术逻辑与法律逻辑冲突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该冲突。该事例说明智能合约的外部干预是一种客观需求，但干预的路径和界限目前却不甚清晰。因此，检视智能合约的“去中心化”，研究法律介入路径和方法具有重大实践价值。

智能合约纳入法律之治的契机

智能合约与传统合同的架构不同，它建立在区块链平台之上，由匿名主体通过代码确立权利义务。合约主体具有匿名属性，即合约双方拥有数字身份，彼此难以知晓对方的真实身份。因此，主体匿名性对现行合同法律体系形成了挑战，并且纠纷发生时如何识别交易主体的身份成为一个难题。除此之外，合约的内容具有代码属性，而代码具有确定性特征，但也具有不稳定性。例如，以太坊事件的问题并非来自于区块链，而是来自于合同代码的漏洞。这使得发生纠纷时如何解释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将变得非常困难。同时，合约是通过在某个平台（如以太坊、根链）安装合同软件，然后通过代码自动判断执行合约的所有条款，包括违约和合约条款。为了避免交易结算的混乱与成本的问题，合同记录会存在区块链上。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——如何划分合同责任与平台责任？

对此，笔者认为应当考虑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为了降低智能合约的主体风险，需要机构对用户进行监管。对于重大的金融交易需要建立身份验证机制。二是建立智能合约自然语言备案机制，以便日后发生纠纷时能够引入司法审查。在司法实践中，可以引入代码识别技术支持，法官与律师可与计算机专家密切合作，以确保代码能准确体现交易者的自然语言。由于代码本身必须具有非常高的确定性，其在每一个执行的节点上，必须产出完全相同的结果。因此，代码编写非常关键，必要时可以引入编写人员的注意义务。三是构建平台的安全保障责任，同时对交易者和平台之间的责任边界进行明确划分，其目的是让平台成为交易的监管者，同时促使其尽职尽责。当然，具体的措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

智能合约纳入法律之治可行性及架构分析

关于智能合约纳入法律体系的可行性，目前存在较大争议。有研究者主张，智能合约未被纳入法律体系的原因有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智能合约具有不稳定性，还需通过更多“试错法”进行检验，过早地介入会压制其发展或者让其转入“地下”；另一方面，智能合约“防篡改”技术特征与法律规制相互冲突。

笔者认为，上述两个观点并不能成立。前者放大了智能合约的技术缺陷。一方面，通过自然语言缔结合同依然存在风险；另一方面，正是因为智能合约具有不稳定性，才需要将其纳入法律体系中进行规制。后者过度相信智能合约的技术优势，认为技术精确性带来的必将是公正的结果，而忽视了技术存在缺陷，以及技术在由人控制时也会产生错误等情形。

区块链追求“去中心化”的理念，但在实践层面并未完全“去中心化”。所谓的“去中心化”在某种程度上是用一种中心取代另一种中心，但该种中心化解决方式未能规范化，恐怕会产生不利结果。还需注意的是，如果平台依然不能解决危机，最终可能引入第三方、法院或者行政机构进行解决。

笔者认为，目前对于智能合约的规制，可以从“两个关系”和“三个方向”展开。“两个关系”是指从交易者身份角度将商事或金融交易分为两种：一种是不涉及消费者的企业对企业交易（B2B）；另一种是企业对消费者交易（B2C）。在前一种交易中，由于企业实力相当，司法机关可以尽量不介入。在后一种交易中，由于智能合约的运行会剥夺消费者的“反悔权”，司法机关可以介入审查合同内容。

“三个方向”是指法律介入智能合约的三种方式。

一是通过“软法”让第三方介入“企业对企业”智能合约。借助于代码编程人员，在代码中加入利益平衡或纠纷解决机制。引入人工预言机，将纠纷解决方式与其进行关联。适用多重签名安排，当交易出现失衡时，借助于第三方的密钥阻止合同的最终履行。引入启动断续器条款，当出现不公正事由，诉请法院中止合同履行。第三方介入智能合约的方法可以由国家制定倡导性法律条款，由智能合约平台具体细化，并提供实践模板，供企业参考。

二是通过设置“计算机法庭”让司法介入智能合约。司法机关可以重点审查两类智能合约：一是存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交易，二是损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的交易；对此，法院可以直接宣告合同无效，并对相关交易者进行处罚。但是，由于智能合约代码的技术性和用户的匿名性，司法干预首先会碰到证据与法院管辖的问题。这就需要引入技术专家。

三是创设新的监管办法，让政府介入智能合约。支撑智能合约的区块链技术仍在发展，如果未能在一个受监管的环境中得到测试，未知的操作缺陷和漏洞将给交易者带来巨大风险。可以借鉴沙箱（Sand Box）测试，由政府设立技术检测机构，降低智能合约的适用风险。同时，可以对智能合约平台、矿工、软件和硬件制造商乃至用户进行监管。也可以设置中立的管理员，必要时干预智能合约的进程。

【本文为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“数字社会的法律治理体系与立法变革研究”（项目号：20&ZD177）的阶段性成果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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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审判》杂志2021年第2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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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/孙敏